“天才”金晓宇的人血馒头，好吃吗？（转载）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媒体突然开始了其高度的表演性，而这种表演性，又往往以忽略当事人的苦难为代价。

沉了三四天才来写这篇文章，我其实特别想问一句说：新闻是什么？内容是什么？你以视频的形式，文字的形式，采访的形式，你去做一个新闻选题的时候，你、平台、机构、到底在干什么？

当你作为一个媒体人的时候，新闻报道其实是社会的一个截面，所以新闻制作一定是有道德标尺的，这个标尺对应你自己的人格也对应社会的底线。当你用“新闻”去用力地推开这个社会的一扇窗的时候：

新闻，其实是你人格的遗产。

我想这就是“媒体人”这份职业之所以崇高的原因。

那些振聋发聩的声响是用来预期社会变化，而非感动受众的。不然你可以去拍电影，做编剧，或者搞短视频。

你要知道，你采访的是一个人，而非一个你知道会引发巨大讨论跟关注的新闻素材。记者是这个社会中横眉冷对的一双眼，而不是一个经验丰富的导演。至少对我来讲是这样的。

话说回来，周末的时候跟几个媒体人朋友出来吃饭，聊起了最近刷屏的翻译家金晓宇的文章：《杭州男子从殡仪馆打来了电话，能不能写写我们的天才儿子》（点击文字可阅读原文）。

故事从翻译家金晓宇父亲的视角讲起，说到自己的儿子金晓宇小时候得了双向情感障碍，而后在学业和生活中遇到了种种困难，最后找到了方向和天赋，开始了自己的翻译工作。感动了千万人。

但当时，我们几个从业者却不约而同地谈起关于看到这篇报道后的不舒适感。

1972年出生的50岁的金晓宇，在报道中被用了大量的“儿子”来指代，又以一个父亲的目光去复盘、口述这个故事，这样的新闻操作我其实是有所质疑的。

如果第一主人公是金晓宇，那么第一报道就不应该全然书写金晓宇家人的付出，和金晓宇在学生时代狂躁症状的破坏。相形之下，文章是先勾勒出金晓宇的疯狂、带给家庭的苦难，再以其后翻译工作的优秀、父母的包容，以一种“救赎”的形式出现，完成某种社会与家庭的自我感动。

但是，在我看来，这样的自我感动是立不住脚的。

金晓宇的父亲，上世纪六十年代毕业于上海化工学院，而母亲则同期毕业于南京大学化学系，哥哥于九十年代考进了复旦大学，后留学澳大利亚。这是一个明显的高知家庭，不是一个大山里的孩子，拼了命要走出大山，并且找到一条人生的“出路”的故事。也就是说，在金晓宇青春期时，他其实不需要经历所谓的“悲剧的社会性。”

那说回金晓宇的青春期，金晓宇高中原本就读于当地的尖子班，却突然决定辍学，无论父亲安排他在书店还是工厂工作，都因为无法沟通而回家，他情绪极不稳定，完全变了一个人，砸碎了家里的东西。

可是《杭州日报》，在相关的报道中，完全没有问过金晓宇，当初到底是因为什么开始有了如此变化，全然没有提起，到底是什么让金晓宇只能靠暴力和伤害自己的方式发泄情绪——还记得吗，这篇报道的第一主人公，不是金晓宇的家人，不是金晓宇的社区，而是金晓宇本人。

我们可以看到一些端倪，比如文章中，金晓宇父亲的口述：

“他不上学后，我和他妈每天上班走之前，他在床上，下班回家，他还在床上。他也不跟我们说话，会突然发脾气，情绪极不稳定，完全变了一个人。”

“有一天，我和他妈妈坐在沙发上看电视，轰隆一声巨响。小宇把厨房的冰箱推倒了。这是他第一次出现暴力行为。因为这，我们家一直家徒四壁。全杭州可能就我家没有电视机，之前被小宇砸坏了三个，往里面灌水。冰箱、洗衣机换过好几个了，还有桌子、书架、柜子、门……好好的，突然轰一声，你说怎么办？”

小宇妈妈绝望地问我：“他是疯了吗？”

关于双向情感障碍，也就是俗称的躁郁症。我们专门咨询了专业的医生，他们说：“病因较为复杂目前尚未明确，主要认为遗传因素、心理社会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在疾病发展中起到了关键作用。”

也就是说在金晓宇确诊躁郁症前的，青春期的经历突然变得尤为重要。

但是，在《杭州日报》的第一报道中，这样本该出现的，重要的是，主人公与家庭的关系，以及其青春期的经历，被当事人父亲的视角空前的抹除了。变成了一个不幸的子女被家庭救赎的、催人泪下的故事…但是，真的是这样吗？

也不妨问一下诸位媒体从业者，这样的报道，真的负责任吗？或者问得尖锐些，这样的报道符合职业道德吗？

通往地狱的路上往往写满了善意。这才是发生在金晓宇身上的最大的不幸。

几日后，金晓宇本人接受采访，我们能在他的故事中看到缺失的那一部分故事面貌：

金晓宇的妈妈曹美藻在很大程度上规划了他的翻译人生。

“大学报志愿我本来想读历史系，妈妈让我一定读对外贸易，找工作好找。其实我没想到最后做翻译，以前我喜欢围棋。”金晓宇说。历史系，是他提到的为数不多的自己的决定，但这一决定并没有得到父母的支持。

他反复提到了“妈妈管我很严”，形容道：“妈妈在我人生的道路几次关键环节像火车轨道一样，（替我）扳动轨道。例如大学填志愿，坚决不让我填历史系，而是填对外贸易系。”

“从树人大学国际贸易肄业后，又让我去自考的英语系大专，终于拿到了大专文凭。浙江大学新址开放大家排队申请借书卡时，又极力催促我去排队。后来又辛辛苦苦地为我接一些翻译社和翻译活计......”

在金晓宇的描述中，我感觉到的并不是爱，而是一种以爱为名的、极端的控制欲。这份“爱”的后果，我们可以在那篇杭州日报对金晓宇父亲的采访里看到：

“有两年，他埋头自学，比上学还用功。两年后，他拿到了浙江大学英语系的自考毕业文凭。”

“但接着发生了可怕的事，当时我不在家。小宇睡在床上怎么也叫不醒，他妈发现他是吃了安眠药自杀，赶紧和邻居送到医院洗胃。幸亏药量不足，孩子救了回来。

又过了段时间，我们听到哗啦一声响，冲进房间看到小宇摔在地上，一圈皮带挂在天花板吊灯和窗户之间。我和他妈抱着他哭‘孩子，你不要做傻事啊’！”

但很快，我们又看到，在《杭州日报》的第一报道中，很快地将金晓宇这么做的原因，归因于躁郁症。

而这么简单的归因谬误，媒体与记者居然完全没有发现，或者说，它被刻意地忽略了，忽略了当事人与其原生家庭可能存在的矛盾，忽略了当事人哪怕身患精神疾病，但依旧是个人！！！

你不能因为一个父亲的故事的感人肺腑，而忽略掉那个已经50岁的儿子可能经历的苦难。

媒体的善意有的时候是一把刀，用“爱与理解”堵上当事人的嘴巴！

我甚至在某官方媒体的名为《民警老张，是晓宇最信任的人》的报道中，看到令人毛骨悚然的一幕：

晓宇不喜欢吃药，常把药放在舌头下面，就是不吞下去。这时候，他的父亲金性勇就会请片警老张来帮忙，盯着晓宇吃药，让他张开嘴，确认他吃下去。几次送医，也是老张协助。去年11月晓宇离家出走，老张每天都在关注晓宇的动态，一发现有踪迹了，赶紧通知金老。

而金晓宇如此描述医院里的生活：“没有意识的吃饭，没有意识的睡觉，医院是个很可怕的地方。”

那高高在上的、俯视的、同情的、可怜的目光，注视着金晓宇。在媒体引导下的大众的眼中，金晓宇一旦拒绝帮助，那就是发病了——事实上，母亲去世，金晓宇不能为母亲送终的原因，正是他那时被送到了精神病院里关着。

这些关心，这些爱护，这些理解，无情地剥夺了金晓宇见母亲最后一面的权利，这是一个儿子应有的权利，这也许也是被看作是精神病人金晓宇的最后的权利，唯一的权利，就这样轻轻地被剥夺了。

不要说什么关怀抑郁症了，求求你们当个人吧！！

主人公说：“在家我选择服从我爸妈，他们会给我一个答案”、“他（父亲）发脾气时嗓门很大，说你这里做得不好那里做得不好哦”。

注意，今年金晓宇已经50岁了，早已有独立思考的能力，有独立工作的能力，有独立选择的能力，但他放弃了这些能力，愿意被送进精神病院关着，愿意将自己感情藏着，或者用别扭的方式表达。

而没有专业素养的《杭州日报》配合上演了一场感人肺腑的戏，大众所有情绪都是错误的！！

他也许并不需要你们看客的怜悯，在金晓宇看来：“我对未来没什么打算，能活一天就这么做一天。”

金晓宇从没觉得自己是天才，他在新华社的采访中说：

他对于翻译，并不是主动选择，而是在父母的安排下走上了这条路。诚然他做得很好，也收获了成功的喜悦和幸福感，但金晓宇说，对于翻译这件事，目前只把它当工作，有时候用力过猛也不好，不可能每本书都用同样的力气来翻译。

再看看《杭州日报》的第一报道，人血馒头不是这么吃的，不要说什么理解，包容，牺牲，爱，伟大！你们是媒体，不是影视制作公司，别再拿出一副高高在上的自我感动了，求求你们当个人吧！！

你们有没有想过，当你们用金晓宇的故事登顶热搜的时候，每一分对当事人的，自我感动式的怜悯都是一种暴行？你们有没有想过自己可能是另一种的加害者？在你们利用这个故事赚得盆满钵满的时候，难道不能好好地采访一下当事人吗？

回到金晓宇父亲的讲述上，也许他并没有想过，孩子小的时候做的很多出格的事，都是儿子在呼救。但很可惜，那是一个对每个人都很严厉的时代，只能前进不能后退，并且那个时候在心理方面的认识也不如现在习以为常。不得不说金晓宇是时代的缩影，重视成就忽视精神损伤，父亲对儿子的态度也令人惋惜，“儿子不想死了，我和他妈忽然觉得什么都不重要了，不读书不上大学不工作不成家，我们都能接受——只要他活着。”

也许这一切的一切，在最早的时候就可以避免呢？如果在最开始的家庭交流中，父亲能够平等对待自己的孩子呢？如果父亲的暴脾气控制不住，但平静后他愿意和孩子道歉认错弥补呢？如果父亲尊重孩子的想法，能够商量未来呢？如果孩子的抑郁症已经显现，有一位专业医生出现干预呢？如果《杭州日报》收到消息，能够站在父亲视角看待整个事件，能够稍微客观冷静一点报道呢？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一些媒体变得很骄傲，骄傲到自以为了解人间的情感，骄傲到自以为能衡量所有人的感受，骄傲到自以为报道一定是对的。汶川地震后记者拿话筒戳着遇难者家属的嘴，问失去家人的感受，车祸现场记者将镜头紧紧追着遇难者血肉模糊的尸体，在法庭问父亲面对强奸女儿的暴徒心里有什么感受......

拿起了纸笔，也放下了笔。人类的悲喜也许并不相同，但至少可以做到尊重，至少可以做到不装腔作势。

不可否认，这个社会的“正常人”是大多数，但真的是大多数么？有多少人是不愿表露出来的呢？《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这本书提出，中国人很少有心理疾病，是因为家族聚居的生活方式，让每个人都能够有团体中的支持。

但我想反驳的是，很少有心理疾病的人，可能就是他们的伪装，因为第一次的与众不同而被忽略、被改正、被笑话，所以才有了隐藏，所以才有了变态的心理。

人们对小孩子宽容，而一旦成年便对其苛刻无比。当学生跳楼之后，很多言论都指向了“现在学生就是抗压能力太弱、学生只想着自己从来不想想自己父母、没有男子汉气概、活着以后也没啥出息......”做一个看客多容易啊，但是不要忘记祥林嫂就是死在鲁镇烟花当中的。

在《杭州日报》后续对金晓宇的采访中我们得知，那篇爆款的报道，金晓宇本人一无所知，后来记者联系上了他才知道。也许《杭州日报》想听听感谢吧，也许《杭州日报》想收到一面锦旗吧。

但是21世纪了，2022年了，当自己不由分说地被媒体以这种口吻曝光，所有心声都是无力的。

很多人忘了，萤火虫不需要阳光也能绽放光彩，傲骨的梅花也能点缀冰天雪地，深海的鱼也拥有爱情——人们最需要的只是尊重而已，最需要的只是不要用异样的眼光来看自己而已。

而在这场视觉盛宴中，唯一的赢家只有《杭州日报》，恭喜《杭州日报》赚足了眼球，赚足了流量，赚足了眼泪。在《杭州日报》的眼里，抑郁症的金晓宇根本不该有翻译家的天分，50岁的金晓宇根本不该有独立生活的权利。金晓宇的悲剧不会停止，抑郁症群体的悲剧也不会停止。

这根本不是什么感人肺腑的故事，这是一场猎巫，一次对精神疾病患者的攻击，以“爱”为名的围剿。

他们，不过是，怯者愤怒，每每抽刃向更弱者。

撰文：张松白、赫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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