扶正文化的根

    苍茫的黄土塬在车窗外寂静地延伸，69岁的顾泉雄有些疲惫，在颠簸的面包车里合上了眼，但他的脑海里浮现的还是前一天晚上在宁夏西吉县城电影院的那一幕。
　　这一天，沉寂了多时的西吉电影院沸腾了。晚上八点半，下自习的孩子们蜂拥而至，可容纳一千三百人的电影院座无虚席，过道里也站满了人，笑声、赞叹声、合着音乐有节奏的拍手声，此起彼伏……
　　从2002年8月开始，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退休的高级记者顾泉雄，带着自己拍摄的电影拷贝，深入到偏远农村，免费为当地群众特别是孩子们放电影。两年来，这位执著前行的上海老人，走过了9个省、自治区，放映电影31场，观众1万5千人。而他为此所花去的车旅、住宿费等，已达13万元！
　　9个沉重的行李箱，一个坚定行走的身影，两行沉重的足迹，老人用自己的行动，赋予贫瘠的土地以丰厚的文化养料，更催促着人们内心深处的文化思考。
　　途经9个省、区的文化行动
　　第一次见到顾泉雄，是在石油城市大庆的一家旅店里。不大的房间里，大大小小9个行李箱堆在一角，除了两个箱子装着他和老伴的衣物和日常用品外，其余7个箱子装着的满是电影拷贝和VCD碟片。
　　“这是我这辈子的全部财富了”，顾泉雄指着这几个箱子笑着对我们说。
　　顾泉雄摄制的纪录片短小可爱，用素朴的声与像展现积极和乐观:《孩子与小鸟》启发善幼童心，《水中影》用画面语言无声地倡导环保，《绿叶赞》歌颂默默无闻的幕后英雄……这些影片曾获得包括华表奖、金鸡奖在内的诸多电影奖项，老顾不愿看到它们在辉煌过后只被陈列在橱窗里的孤独命运，他下决心要把它们带给更多的人。
　　退休前,顾泉雄花了两万六千元,从电影厂买下了13部自己拍摄的纪录片拷贝，后来又花3万元制作了3000张VCD碟片。自己掏腰包买自己的电影拷贝,这在电影厂还是件稀罕事，很多人不理解，说他傻，老顾也不争辩。
　　那时，他只有一个单纯的想法———报恩。
　　“从前我只是上海一家工厂的一名徒工，是国家给了我机会，把我培养成一名摄影师。上世纪60年代，在我们国家最困难的时候，是工人师傅们用他们的血汗培养了我。现在我虽然老了，但我还能动，我想把自己拍的影片带给他们，让他们看一看，笑一笑，我就心满意足了。”
　　2002年8月，老顾带着他的影片上路了。
　　第一站，革命老区延安。
　　在延安电影院里看到的景象，沉重地打击了老顾的热情。影院门口贴着的两幅电影宣传海报上的话不堪入目。影院里1000多个座位大部分被拆掉了，腾出来的空间改成了舞厅，还有几个包厢零散地分布在角落里，门上只留两个非常隐蔽的小洞……
　　传播文明的电影院竟然成了藏污纳垢之所，老顾痛心不已，给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刘云山同志写了一封长信，把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感凝结在字字句句中。刘云山部长对此十分重视，他还对老顾的社会责任感予以充分肯定和热情鼓励。
　　电影院里放不了电影，老顾就带着自己的片子到老同志聚居的社区去放。老同志们看了都很开心，但在笑声中，老顾也听到了忧虑的声音，一位老同志说：“老顾啊，你的片子好，我们看了高兴。可是让我们担心的是我们的下一代。电视上成天放的节目不是打打杀杀，就是拥抱接吻，小孩子看了会学坏的。”
　　那一夜，老顾无眠。老同志的话如铁锤敲打心头。“文化人要有良心，要有责任心。”
　　从那天起，行走有了明确的指向，老顾将全部心思放在了经济落后地区的青少年身上。有了明确指向的行走更充满力量，感恩的个人行动也随之演绎成了艰辛与希望并存的文化行动。
　　哪里贫困，他到哪里。
　　哪里自然条件恶劣，他背着拷贝去哪里。
　　———内蒙古草原四子王旗区的蒙古包里，顾泉雄为一家五口人放电影，将近十多年没看过电影的一家人，兴奋得好似过年；
　　———甘肃影视艺术学校，顾泉雄遭遇激情：围着他要签名和合影的学生，把教室挤得水泄不通；
　　———青海，本来就有高原反应的他，被当地孩子们的热情感染得连话都说不出来；
　　———东北大庆，小学生们一口一声“顾爷爷”，把自己的苦恼和小秘密都与他分享；
　　……
　　一路走来，从西北到东北，顾泉雄走过了9个省、自治区，放映电影31场，观众达到了1万5千人。两年来，算上当初购买电影拷贝和制作VCD碟片的费用，老顾所花的车旅、住宿、就餐费已经达13万元，除了有关部门和亲友资助外，他几乎把自己的养老金、退休金全都贡献了出来。
　　行走是艰难的，特别是对于一个已经年近古稀的老人来说。小他一岁的妻子龚霞娟，担心老顾的身体，一路上陪伴着他，既当保姆又当秘书。波依定、胃舒宁、心可舒……每天6片药，都是老伴按时给老顾准备好，倒好水，递到他手里。老伴说：“老顾放起电影来，什么事都抛到脑后了，根本想不起来吃药。”
　　走了这么多地方，老顾常常水土不服，喉咙痛、嘴巴干、拉肚子……往往刚适应一个地方的气候环境，又到了告别的时候。
　　恶性循环，严重考验着老人的健康。在西吉，海拔近3000米，老顾夫妇都感到胸闷，半夜时，老伴心跳过速，缺氧，供血不足。两个人折腾了一宿，没睡。可第二天，他们还是出现在小学校里，通红着眼睛给孩子们放电影。老顾说：“听到孩子们的笑声，我们什么病都没了。”
　　在震撼与感动中，看到文化传承的希望
　　这一次，我们和顾泉雄一起踏上了西行之路。两个月不见，疲惫明显写在老顾的脸上。
　　从银川到西吉，6个小时的车程，老顾忙着整理记录。翻开他那厚厚的记录本，近万字的蝇头小楷，记录着每到一处的见闻与感触。
　　路上，老两口只吃了个面包，喝了点矿泉水。他们说这已经吃得很好了，在新疆时，常常买一个一元钱的大饼，两个人咬呀咬。“吃大饼，也是很有乐趣的，我们吃得非常开心。”
　　一位衣食无忧的古稀老人，完全可以呆在家里享清福，可是顾泉雄却放弃了舒适，放弃了儿孙绕膝的天伦生活，艰苦行走数万里。是什么让他如此坚持？
　　顾泉雄说，拍电影、放电影已经成为他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是他对生活的选择。旅途中，他影响着别人，同时也深深地被影响着、震撼着、感动着。每次震撼和感动，都让他感受到了人们对文化的渴望，更让他看到了文化传承的希望。
　　———一家三口挤在一张一米多宽的小床上，风铃叮叮当当，传递着希望与幸福
　　西吉县城唯一的一条主干道旁，顾泉雄和我们见到了回族妇女王华。12年前，一次交通事故夺走了她丈夫的生命，留下了两个孩子，儿子3岁，女儿1岁半。那一年，王华只有28岁。按照回族的习惯，年轻丧夫的一般都会选择改嫁，况且还有两个嗷嗷待哺的孩子，再好强的女人也很难独自支撑下去。可是，王华选择了一个人坚持，而且一坚持就是12年。她说，孩子是她的希望，她不想让他们受到一点委屈。
　　王华家就在路旁的一座灰色楼房里，若不是她带路，我们万万想不到这座已经露出砖头的楼房里会有人居住。
　　顺着昏暗的楼梯爬上三楼，王华指着一扇门说“到了”。门没上锁。这是一间不到10平方米的小屋，靠门是一张宽一米多点的小床，靠窗的墙角有个炉子，地上摆着锅、碗、瓢、盆和大勺，窗台上油、盐、酱、醋的瓶子一字摆开。一张桌子，一面镜子，两把小凳，除了这些，屋子里几乎了无一物。我们明白了“不闭户”的原因。
　　儿子文琦15岁，女儿文丽13岁，可他们三口人只能挤在刚够一个人睡的小床上。没有柜子，半人高的被褥整整齐齐地摞在床上。前几年，墙壁表皮脱落，斑驳不堪，王华就带着孩子把旧报纸糊在墙上。住在顶楼，棚顶年久失修，常常外面下大雨，里面下小雨。没钱修，她到集市上买了一大块塑料布，和儿子一起把塑料布固定在棚顶。现在那块塑料布已经泛出了黑黄色，没法计算出它为这一家三口遮过多少雨。只是文琦现在还记得，妈妈刚把塑料布拿回家时，它有多么白。
　　为了给两个孩子筹学费，王华什么苦都吃过。这些年来，她沿街叫卖过冰棍，捡过破烂，替别人打过杂，到工地出过苦力，现在靠卖油炸麻花维持生活。
　　家境窘困，并不能驱赶走这位母亲脸上的微笑，她的微笑也感染了孩子，两个孩子健康、快乐，笑容也成了他们脸上最多的符号。
　　王华说，儿女是她生活的全部动力。两个孩子非常懂事，他们知道母亲的不易，加倍努力地学习，在班级里学习成绩都名列前茅。女儿说她将来要考北大，儿子说他要念清华，他们有个共同的心愿，将来让妈妈过上好日子。
　　本以为物质的贫困会压得人愁容不展，但看着眼前一直微笑、神容淡定的母子仨，我们也被深深地感染了。老顾把一百元钱塞到王华手中，让她给孩子们买点营养品，也不知这是一路上老顾塞给别人的第几个一百元了。
　　风吹了进来，床上一串漂亮的风铃随风轻舞，发出叮叮当当的响声，甚是悦耳。那是文琦过生日时同学送他的生日礼物，叮当声中，我们听到的是这个贫困家庭的希望和精神的富足。
　　———“我不是救世主，但做总比不做强”
　　汽车从西吉县城出发，坑坑洼洼的土路在大山里蜿蜒。一路颠簸，老顾却说：“习惯在路上的颠簸了，不颠还感觉好像缺了点什么。”
　　黄的土、黄的山、扬起黄的沙，满眼的黄色铺天盖地，让人觉得无助和孤独。
　　半小时后，车子停在了西吉县大营小学门口。在那里我们又见到了李小霞，几个月前本刊记者曾经采访过她，这个有着红苹果般面庞的小姑娘虽然家庭困难，但是学习特别用功。孙校长说，自从《解放周末》采访报道了李小霞后，小霞得到了许多好心人的捐款和资助，她在学习上也更刻苦了。而我们也发现，小霞爱笑了。
　　像个小大人似的李小霞拉着顾泉雄的手回到了家。还是那间黄土垒成的房，还是那张触不到阳光的床，小霞的爸爸依旧盖着那床破棉絮躺在床上。看到我们进来，这个得了类风湿性心脏病瘫痪在床3年的男人，先是一愣，随即露出了笑容，继而是混浊的泪跌落。他用尽自己的力气，招呼我们坐下。老顾拉着他的手，将一百元钱塞到他的手里，告诉他，要坚强，生活是有希望的。旁边懂事的小霞，揪着自己的衣襟，大滴大滴的眼泪挂在面颊。
　　有了希望的李小霞拉着妹妹，站在黄土路上，挥着小手目送我们离去，老顾一直回着头和两个孩子招手，直到扬起的黄土完全遮断了身后的路。
　　当地的司机黄师傅说，西海固人不敢得病，十年九旱靠天吃饭，如果再得病，这家就没法生活了。坐在车上，一路谈笑的老顾沉寂了。几声叹息，几次用宽大的手掌掩面拭泪。
　　老顾说，过去再苦，再穷，他都没掉过泪。但是看到这些贫困地区的人们，心里就受不了。他说，他没那么大能力，在物质上帮他们脱贫致富，但是他想他总可以为他们带些精神粮食。
　　“我知道自己不是救世主，但是我相信做总比不做强。”
　　对话:怎样做个真正的文化人？
　　文化，因为有根，所以有魂。
　　如今,很多人自诩为“文化人”，“文化人”的头衔似乎也成为了可以炫耀的资本。但是，又有多少人扪心自问：怎样才算一个真正的文化人？从事文化事业的目的又是什么？
　　记者：这里的孩子非常喜欢您放的电影，从他们的笑声、感叹声中，我们也感受到了西部农村对于文化的强烈渴望，这些地方需要像您这样的文化人。您觉得做一名真正意义上的文化人，首要具备的素质是什么？
　　顾泉雄：我想应该是社会责任感。走了这么多地方，我发现一个现象，就是越是文化生活贫瘠的地方，赌博、斗殴、迷信的人越多。为什么？因为精神空虚。如果先进的文化不去占领，那么落后的文化就会乘虚而入。精神上的贫瘠比物质贫瘠更可怕。文化人代表着社会的良知，我们应该有一种大思考，担负起应该担负的责任，去努力消除精神的贫瘠，而不能只把文化当作谋生的手段。
　　记者：您讲的大思考很有新意，但是现在似乎关注农村的文化人并不多，从电视、电影中我们也很难搜索到农民的形象，农村题材好像是许多艺术创作者创作的空白地带。
　　顾泉雄：确实有这个现象。现在的影视作品都要求有商业“卖点”，有些文化人堕落成了利益的奴隶，觉得反映农民、工人生活的题材缺少“炒作”的卖点，就把它们弃置一旁。还有些电影、电视剧打着“农村题材”的旗号，反映的却不是农村的真实生活，创造的不是积极、健康的形象，而是展示那些落后、愚昧，描绘丑陋，以此赢得“卖点”。我觉得这样的题材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农村题材，农民不认同这样的农村，城里人看到的也不是真实的农村。
　　记者：我们也曾听到过农民兄弟这样的抱怨，城里人演戏演的是城里的事，唱歌唱的是城里的歌，他们说听不懂，也不爱听。
　　顾泉雄：这就是我们的问题了。我们搞“文化下乡”是好的，但是有的时候送下去的东西和农民生活离得太远了，他们不能理解，引不起共鸣。我在农村走了这么长时间，有的孩子就跟我说：“顾爷爷，课本上讲的东西我好多都不懂，我们这儿没有红绿灯，也没有电梯。”现在的课本只照顾到城市里的孩子，从教育文化的端头上讲就没有重视到更广阔的农村。其实，文化人更应该沉静下来，主动下去生活一段时间，去体验一下农村的真实生活。像农民兄弟辛勤劳作给我们奉献粮食一样，我们也要辛勤耕耘，为他们奉献出精美的精神食粮来。
　　记者：文化是国家、民族根之所系、脉之所维，从本质上讲，它是一定社会的经济和政治的反映，同时又对社会的经济和政治产生巨大影响。那么，您认为您的行动会给西部农村带去多少震动或影响呢？
　　顾泉雄：举个例子吧。就像我们现在所在的西海固，你看这漫山的黄土塬，你把一碗水倒在地上，夸张点说我们都能听到它吸水时口兹口兹的响声，它太渴了。但是这一碗水倒下去，这片土地还那么干，还是那片黄土地，你连一点“水”的痕迹都看不到，更不能指望一碗水下去，整个山马上就绿了。什么意思呢？光靠一碗水，不够啊。在我有生之年，我给他们带来了一碗水，但是凭我的力量，也只能带来这么一碗水。我还是希望有更多的文化人，能挑起自己肩上的担子，给我们的农民兄弟们送碗“水”，他们太需要了。
　　文化的根应该是向下的，是深深植入泥土之中的。但是在对经济利益的过度追逐中,冲击我们眸子的是：电影公司对大场面、大制作的趋之若鹜；泛滥的新都市生活中“白领”、“小资”们的萎靡与滥情；名人闹丑闻，整天在媒体上打的口角官司……在速度和利益的对决中，文化的根严重偏离了方向。
　　没有向下扎实的根，就不会有向上繁茂的叶。顾泉雄选择了默默地在乡间行走，巨大的行为反差，带给我们的不仅应是对个体行为价值的探讨与评估，更应该引起我们对文化的现实思考:总应该有这样一种力量，推动文化前行不辍；总需要这样一双手,来扶正我们文化的根。
　　如今，老顾又上路了，还是那九个箱子，两行深重的足迹。他说，再用两年时间把全中国都走遍；他说，要写一本书，名字就叫《带着电影纪录片走天涯》。